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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下)

2000-04-30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何建明

可怜天下父母心

请“家教”

李倩原来是我的同事,我们曾在一个编辑部工作。因为工作调动,我们已是多年未见面了。去年底,有一次我在西单图书大厦买书,碰巧见到了她。她正排队买一本宣传广告上说“某某某老师教的学生为什么百分之五十以上考进北大清华?”的书。

在她儿子上初二之前,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从没有把孩子读书的事放过心上。婆婆公公帮她把孩子吃喝拉撒的事全包了。但初二后的一次家长会后,李倩猛然大吃一惊,因为儿子的班主任板着脸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要不让你儿子转学,要不让他留一级。”李倩当时听了老师的话,脑子快要炸了似的。

那天,李倩开完家长会回家,怀着一肚子火在家等候着放学的儿子。儿子一进家门就跟他要钱买一双名牌运动鞋。“你给我坐下!”李倩喝道。

儿子一愣,找张椅子坐了下来。

“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儿子装傻充愣:“妈,什么事这么严肃?”

“你、你看看自己:白长了那么高的个儿!全班倒数第二,看看,三次数学考试加起来不到90分!”李倩把家长会拿到的几张卷子扔在了儿子的脸上。

儿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母亲这么认真地对待过自己,今天是母子俩对话,爷爷奶奶被“隔离”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小虎感到很委屈,于是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反问妈:“我知道自己成绩不好,可你知道人家的家长是怎么抓孩子学习的?天天帮着找老师找家教,甚至天天陪着一起听课呢!就你把我往爷爷奶奶这儿一放,什么都不管。”李倩说:“好,从今晚开始,我陪你做作业!”

这一开始,可让李倩尝尽了当一位辅导外加保姆的酸甜苦辣。

第一件最让李倩发难的事是她这个拥有“大专”毕业文凭的母亲,对儿子的数理化题目基本上是睁眼瞎,所以给儿子请家教是当务之急。为了能找到比较理想的家教生,李倩一连请了三个半天的假,外加每次到北大、清华“打的”花去的112块车费,最后总算在周六把清华的一位据说当年是湖北的高考“状元”请到了家里。

“状元”的水平确实不一般,但儿子的能力却很难适应清华高材生的教学速度。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示后仍然不见效时,“状元”有点不耐烦地从口中冒出了句“你怎么这么笨”?什么,老子出钱把你请到我家,让你骂我的呀?儿子不干了,朝“状元”手一挥:“你走!马上就走!回清华当你的‘状元’去!我不稀罕你!”

李倩不死心,托人跑到西城某重点中学请了位家教教师,讲好每小时60元家教费,名师说:“我比较忙,得让你儿子到我家来上课。”

家教是定下来了。但每周星期天晚上的这一趟到“名师”家的上课却成了李倩极伤脑筋的事。让儿子一个人自己来去有点不放心,李倩只好自己陪儿子去。这一陪就是四个多月。

进入高三后,小虎的成绩明显比以前有进步。李倩笑着拍了拍小虎的脑壳,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咱娘俩共同努力的结果。”

时至1999年春天,小虎突然对她说:“妈,我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我想明年再参加高考。”

李倩当时久久地看着儿子,她心里真想大喊大骂“你这个王八蛋”,可嘴上没吐半个字。李倩又重新抖起精神,认真地叫来儿子。

“小虎,我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还必须像从前一样努力,争取参加2000年的高考。”李倩像一个严肃的教父,让儿子在自己面前起誓。

“嗯。明年我一定参加高考。”儿子起誓道。

梦圆北京

每年北京市高考生中都有不少在外地长大的知青后代。1999年的高考开始后,我就留意了这样的对象。8号那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自己在河北工作看上去已经成了“北方大妈”的考生母亲。

“我、我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呀,可现在我连小时候一起读书的同学都不敢见了,为啥?就是我现在这个样还有人相信我是北京人吗!”这位考生母亲一说话就擦眼泪,看着她满头银丝,我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怜悯之情。

章大姐是1970年下乡的,还没有读完高中就跟着同学们到了山西太行山一带插队去了。章插队后住在一家有三个儿子的老农家,主人待她不错。特别是每当生产队分给她重活累活时,这家当家的老爷子就嚷着叫三个儿子帮她干。日久天长,章便把这儿当作了自己的家。尤其后来她在北京的老母亲去世后,便跟这家房东的关系更亲近了一步。在她插队的第三年,房东大妈给她从城里扯了一块的确良布,送到了她的小屋,随后问她愿不愿嫁给她家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章摇头也不是点头也不是,最后还是这家老爷子选定的——嫁给二伢子吧。就这么简单,她就当上了这家的第一个儿媳妇。当了人家的媳妇,自然接下来就是生儿育女了。到1980年,那些当年与她一起下乡插队的知青都可以回城时,章的大孩子已经8岁,小的也有6岁了。根据当时的政策,她回城的希望是没有了。

她只好默默地流泪,偶尔站在黄土高坡向自己的故乡遥望一下。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她:根据政策,你可以有一个孩子回北京。

那颗死了几回的心顿时被打动了:坚决送娃儿回北京上学!

她向北京送来的是小女儿。为了送谁回北京,丈夫还跟她吵了一场。丈夫的意见是送儿子,而她则坚持送女儿。“山里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和替别人生孩子外还有什么出息?”她抱住自己的儿子,痛哭流涕地对他说:“不是妈不心疼你,可你看看妈现在还有哪点像城里人?哪点像北京人呀?妈不能再让你妹妹一辈子像我一样的苦命……”

临走那天,她抱着两个孩子,痛哭了很久很久,一直到拖拉机开出几道山弯,她才放开儿子的手,与女儿一起千里迢迢回到了久别的北京。

章把女儿带到北京后,遇到的头件事是给女儿找所学校,哪知本来很简单的事结果弄得章不知如何办才好。章在北京的亲人除了两个哥哥外,没有什么人了。虽然两个哥是亲的,但天各一方,再说哥哥家的孩子最小的都快大学毕业了,大孩子早已有了后代,章家祖上有房子后来拆迁全都变成了公房,这样一来等于章在北京的根也没了。勉强将女儿安置在章的二哥家,但很快就发现这不是办法。住的拥挤不说,孩子与舅妈和两个表姐妹也很难相处。她左思右想,决定让孩子搬出舅舅家。还是老同学伸出了友情之手。有位在国家机关当处长的女同学说她从自己管辖的下属那儿借间库房给她女儿暂住。“不过北京社会治安比较复杂,我不放心你女儿一个人住在那儿。”老同学说。

“有我陪她呢。”章大姐随口说道。

“这就好。”老同学放心了。

但章大姐却自己给自己出了个难题:怎么陪女儿呀?

为了保证能供孩子上学,她必须在北京找份活干,为此她托人办了个卖菜的执照。每天都得四五点钟赶到大钟寺市场去批发,然后蹬车回城里的固定摊位。

那年9月,当章大姐把女儿送进大学门后,她已经身患多种疾病,本该留在北京的大医院看病,但她没有,她回到了山西,重新拾起了赶毛驴的鞭子……

大学内外

王蒙为何只考六十分?

当过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过尴尬:他做过几次现在的中学语文试卷,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是60分,剩下的则是不及格。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儿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经出过一部长篇了,可是他也不无悲哀地告诉我,他在儿子初中时的一次期中考试时为儿子搞了一次“压题作文”,结果大作家的“压题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师说那篇作文缺乏规范语言。儿子从此再不敢让当作家的父亲代劳上阵了。

作家莫言的女儿曾把父亲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写入作文之中,等老师阅后女儿拿回家给他看时,莫言脸上现出了惭愧与怒气:我的作品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诗人邹静之为上小学的女儿做过一次吃力不讨好的事:老师要求根据句子的意思写成一个成语,比如将关于“思想一致,共同努力”改成成语。邹静之对女儿说应该是“齐心协力”。结果老师批错,标准答案是“共同协力”。另一题是把“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写成一成语,邹静之经过一番认真动脑后,指示女儿应该写“栩栩如生”。可第二天,女儿生气地跑来向父亲责问道:“爸,你怎么又说错了,老师说应该是惟妙惟肖。”诗人邹静之气得说不出话了。

穷人还能上大学吗?

现在的社会存在穷人与富人的客观事实是不容掩饰的。富人为了上大学愁的不是钱,愁的是孩子不争气考不出好成绩。穷人除了富人愁的孩子考不出好成绩外,更有一愁的是没有钱上大学。

那么现今一个大学生上学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中国青年报》在不久前公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对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消费所作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位大学生的年消费为7300元左右,其中学费约为2000元左右,占30%;餐费约3000元左右,平均占40%;住宿费在500元左右,占6%,其它消费包括交通、文化、娱乐等约占27%。该报公布的高校另一个数据还显示:33.7%的大学生家庭的年收入在8000元以下,家庭年收入8000至20000元的占36.8%;20000元至50000元年收入的家庭占22.7%,50000元以上年收入的家庭只有3.4%。

中国的大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数,将由于他一人上大学而全家得把所有经济资源供给他。事实上,据我这两年中对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所知道的情况表明,上面的数据只是大体上准确。原因是在这些枯燥的数字后面,掩饰着的是这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为了上大学这件事,有的是全家人,有的是几代人,更有的是全族人一起跟着经受贫苦与债务的困扰。

其实,穷人上不起大学的现实已经非常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家庭年收入在8000元以下的占60-70%。有30%左右的学生月生活费低于150元,也就是我们说的特困生。这些学生的学费基本是一律交不起。他们的生活费全靠打工、勤工俭学和借别人的钱来维持。

于是,“决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的口号由高校自己喊了。但大家很快会注意到,喊这些口号的大多是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府。他们完全可以喊得响当当的,因为他们的学生大部分是有钱人,极少数缺钱的穷人家孩子能走进这些高等学府,他们在学校里一般都会得到校方坚强有力的支持,减免学费一般都不成问题。但像农大、林大等等专业学校的校长们就不敢轻易喊这类口号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就进入了学校,给学校的正常教学开展带来了困难。于是在全社会一致反映与要求下,广大银行家们做出了一个姿态:让贫困大学生贷款上学。听起来很好听,然而效果却出人意料地不好。原因是实际操作上仍然无法解决穷人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贷款是需要抵押和担保的。后来抵押这一条放松了,可担保仍保留着,银行不能做亏本生意,特别是已经成熟了的商业银行。

“贫出无赖”,此话虽有损广大贫困者的心,但现实中确有这类人。我想广大的贫困大学生,也应该对平常人的平常心有所理解。但理解之后,我们喊了半天的贷款实际上又成了一件有头无尾的事。

(《今晚报》4.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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